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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敖其:让蒙古族民俗文化世代传承

楼主: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2018-06-19 00:28:35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也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建校65周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之一,内蒙古师范大学为国家和自治区发展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尤其是民族教育方面的人才。作为师大最有特色的学科之一,民俗学研究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师大在民族教育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在非遗保护方面又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近日,本网记者走进内蒙古师范大学,就相关问题,对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敖其进行了专访。

 敖其教授接受本网记者专访 本网记者 吴屹桉/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学校之一,具有鲜明的民族教育特色,被社会誉为“民族教育的摇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一直是师大的重点优势学科之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在两个学科都卓有建树的学者,请您谈一谈师大在民族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以及取得的成绩?

敖其:内蒙古师范大学是1952年成立的,也是我们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高等院校,包括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从培养教师的角度讲,我们学校确实是最早建立的本科师范院校,自建校以来开始了在文理科所有专业用蒙古文,汉文双语授课,培养了大批的蒙汉双语人才,被誉为“民族教育的摇篮”。同时,学生还要学习第三种语言,也就是外语,这样蒙古语授课班的大部分学生都具有“三语能力”。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学科进行了重新分类,师范类学校开始招收非师范类专业。我们学校招收的师范类和非师范类专业都招收蒙汉两种语言同时授课的学生,师大为国家培养了蒙汉教学方面的各类人才。还有一个特色是,我们的外语教学,是用蒙语进行教学,这样从语法的理解角度,蒙古族学生会更加容易接受。从1952年至今,今年是我们学校65周年校庆,师大已经培养了数万名优秀人才,遍布祖国各地,蒙古语授课班的学生主要是遍布在能够使用蒙古文字的八省区(即:黑龙江、辽宁、吉林、北京、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我校培养的蒙汉兼通人才在北京工作的人数也特别多,比如像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翻译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的使用蒙古语言文学进行教学、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中,有许多先生是从内蒙古师范大学走出去的。所以内师大培养的人才可以说是遍布全国,乃至走向了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知道,您是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创始人之一,并曾任学院院长,请您简单谈一谈学院发展的概况,以及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情况?

敖其:内师大民俗学的历史比较悠久。我本科期间是学习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期间读的是蒙古古代文学,蒙古族文学有着特殊的现象,13世纪之后,从《蒙古秘史》开始,出现了书面文学,《蒙古秘史》之前,所有的文学都是通过口头的形式传承,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民间文学又是在特定的民俗语境当中产生的,没有民俗语境,就不可能有民间文学。比如祭火时的祭火词、祭敖包时候的祭敖包词,包括英雄史诗,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当中才能够讲述。因此,研究蒙古古代文学,就必须涉及到民间文学和民俗学。

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受苏联学科系统的影响,把民俗学等学科全部取消了,只保留了民间文学,这样民俗学就受到了限制。我的导师哈·丹碧扎拉桑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查找到1918年罗卜桑却丹撰写的《蒙古风俗鉴》几个不同手抄本。1918年恰好是跟我们国家民俗学的开端是同步的,我们国家民俗学的开端是从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学会开始的。此后,对蒙古族民俗虽有少量的调研和相应的研究,但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进入了停滞状态。哈·丹碧扎拉桑先生搜集到上述手抄本之后,将它整理出版,并写了长篇的序论,使沉睡了60年的蒙古民俗学研究得到了新的复苏。

在上一代学者的影响之下,我一方面做古代文学中的宗教文人的文学研究,其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宗教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联,比如研究宗教文人如何把祭祀词纳入到宗教体系当中,再回馈到民间之中,从而使蒙古族很快地接受了佛教中的黄教教派,所以我的早期研究,包括硕士和博士论文都做的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比较好的反响。

世纪之交,1999年7月我在蒙古国科学院获得蒙古国最高级别的科学博士学位之后,关注到身边的民俗传统文化在日益消逝,在每年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本来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习俗和物质形态一天天的远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同仁扎格尔教授就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建一个博物馆,于是就开始投入到筹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俗博物馆的工作中。与此同时,1997年我们国家学科进行了重新调查,民俗学从文学门类的民间文学当中划分出来,归为社会学一级学科的独立的二级学科。这样民间文学就处于文学和社会学两个一级学科中,但民俗学主要归属社会学一级学科。在这种背景下,我校申请了民俗学的硕士学位点,1998年获批,1999年开始招生。在招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本科学位与研究生学位不衔接,研究生获法学学位,招过来的本科生都是跨专业的,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2002年,我们申请了社会学本科专业,2003年获批招生。扎格尔教授担任校科技处处长,所以担任社会学民俗学系系主任的职责就易不容辞的落在我的肩上。2003年9月在人员非常少的情况下,我们招收了第一批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这时民俗学研究生已招收四届了。既然我们建立的是社会学民俗学系,仅有民俗学专业研究生是不行的,必须跟一级学科接轨,为此就申请了社会学的硕士学位点,2003年获准,2004年开始招生;人类学硕士学位点2005年获批,2006年招生,在短短的时间内,学科架构建立起来了。当时全国恰逢系改院建制,2006年,我们就顺理成章的成立了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我校聘请了郑杭生先生、杨圣敏先生、沈关宝先生、陈勒建先生等十几位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的著名专家作为兼职教授,从多角度指导我们的工作。2010年7月,在郑杭生先生的倡导下,与中国人民大学、内蒙古大学共同主办由呼伦贝尔学院承办在呼伦贝尔举办了社会学的全国会议,从而我们师范大学在全国社会学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我们学院所属的诸学科相互之间关联是具有交叉性的,比如研究社会学,不掌握相应的民间知识,对传统社会组织就不能有更好地理解。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民俗也在不断的变化,对这种变化研究其相应规律,就必须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说明民俗学和社会学之间是有着相互不可分割的密切的关联,必须进行交叉研究达到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继承传统文化,那么传统文化的根在哪,就在民俗当中,现在我们仍然过着许多民俗节日,包括24节气,这些都是民间的智慧、民间知识。民间智慧中蕴含着无穷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需要人来传承,需要人来研究总结它的规律,也需要将它纳入到现代社会生活当中,所以民俗研究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蒙古民俗》国家级精品课程主持人和《蒙古民俗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对于蒙古族民俗,您可以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借这个机会,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蒙古族有哪些独特的风俗习惯?

敖其:2006年开始,我们国家建立逐级遴选精品课的制度,我们学院教学和科研的亮点就是民俗学,所以我们就从蒙古民俗开始打造精品课程,蒙古民俗因为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在2008年就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同时我们也对民间文学、北方民族文化、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八门课程予以强化,组建了系列课程教学团队,2009年,被教育部获准国家级教学团队《蒙古民俗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蒙古民俗的范畴非常广,有五大类:一是生产民俗,其中最有特点的是狩猎民俗和游牧民俗等等,游牧文化中有很多的民间智慧,如:牧民为什么一年四季游牧、最重要的是倒场,为了更好地保护草原生态,他们掌握了人、草原、畜群三者之间的有机关系。牧业民俗中还包含很多仪式性的民俗,比如挤马奶的仪式,早期挤马奶的工作是由男性完成的,因为在迁徒征战的过程中,马奶的营养非常丰富,它有很强的解毒功能,为此对这种仪式特别重视。与牧业文化相关的仪式性的活动很多,像打马鬃、烙马印等等。生产民俗里还有一个具有特色的行旅民俗,它既不完全是交通运输,也不完全是搬迁迁徒,这里融入了许多内容,如,征战民俗、长途跋涉、日常搬迁的勒勒车队、驼队,既跟商贸有关系,也与日常生活中的迁徙活动有密切的关联;二是,生活民俗,主要是衣食住相关民俗,蒙古族的饮食主要分为四大类,白食,就是奶食品,奶食品的制作技艺是丰富多样的,主要有奶豆腐、奶皮子、奶油、图惕、阿如拉、楚拉等。民间智慧在饮食文化当中也得到很好地体现。肉食,肉食做法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手把肉和烤全羊等,实际上最有特点的还有风干肉,传统意义上的风干肉跟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买到的,完全是两回事,现在我们买的风干肉,大都是通过快速烤干或者是晾干而成的,传统意义上的风干肉的晾干过程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主要在储存冬季肉食时,开始晾干,经过慢慢风干,待春季时就会成为松软的风干肉。成吉思汗征战的时候,为了携带方便,把风干肉捣成肉松,然后装入用酸奶汁浸泡洗干净吹起来的牛膀胱里,这样一整头牛的风干肉可以装在一个牛膀胱中,取一点点就可以煮一锅汤。这种方式特别适合游牧生活。风干肉主要以牛肉为主,很少有羊肉。其原因民间有一种说法,“羊肉过百天变成毒,牛肉过百天变成药”。三是,社会民俗,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社会交往的礼俗,而现在很多社会交往礼俗在公众场合有很多误读现象,如,献哈达,蒙古族献哈达应该是从下往上敬的,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或者是给长辈拜年的时候,都要献哈达。但现在献哈达出现了直接挂在脖子上的现象,这样献哈达者的手肯定会超过接受者的头部,这就出现了长辈弯腰低头,长辈给晚辈行礼的现象,成了一种很不敬的现象。特别是这种现象在很多电视媒介出现,呈现了文化误导的状况。正确的献哈达仪式应该是先把哈达折起来,将撇开的一侧双手递到长辈或尊敬的客人手中,不能挂在接受者的脖子上。还有一点,一提到蒙古人,似乎就是喝酒,其实有客人来的时候,先是敬茶而不是敬酒,然后上白食,蒙古人讲“先白后红”,“白”就是奶食品,“红”就是肉食品之后才开始敬酒。现在动不动就说不喝酒就不是蒙古人,拿酒说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蒙古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不应该总是用酒来作为蒙古文化的代言符号。其四,祭祀民俗,包括祭敖包、祭成吉思汗、祭祖先、祭火等等,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讲述。其五,游艺竞技民俗,那达慕,即,男子三项竞技摔跤、骑马、射箭,这属于体育竞技,还有智力竞技,包括蒙古象棋、鹿棋等等。蒙古族的民俗可以说是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上都有完整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用最准确的方式去解读民俗,让民俗当中最优秀的部分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广大。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知道,您还是一位著名的蒙古民间文学研究者,我们所熟知的《江格尔》,就是一部广泛流传于蒙古族民间的长篇英雄史诗,请您谈谈蒙古民间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民族特色?

敖其:蒙古民间文学的种类非常多,《江格尔》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主要流传在我国的新疆地区,内蒙古地区流传更多的是《格斯尔》。除了英雄史诗之外,蒙古民间文学当中关于山水传说非常多,比如很多高山都跟成吉思汗、格斯尔或者其他历史人物有关。民间故事也非常丰富,我们师大的扎格尔教授对《江格尔》的研究起步非常早,二十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研究工作,他最大的贡献我认为就是对《江格尔》当中的人物形象做了非常细致的类型分类。同时,蒙古民间文学当中具有特点的,祝颂词,包括祭祀祝赞词、婚礼词,在民间文化的很多活动当中都得以体现,只要有大型的活动都会有祝颂人来完成相应仪式,特别是在婚礼中得到展现,从说亲到婚礼结束,都是用诗一般的语言,形成了祝颂文化的完整体系,又如对水资源,蒙古族认为,泉水是非常神圣的,每年就会祭泉水,再如,搭建新蒙古包时,要赞美蒙古包的每个部件和包内所有用品,最终祝福主人及一家万事顺达。所以祝颂文化是一种极富有特色的文化表现形式。蒙古民间文学体裁丰富,有神话、传说、故事、英雄史诗、祭祀祝赞词、世俗三律、游艺词、胡仁·乌力格尔、好来宝等。从整体的角度本人先后主编了两部“蒙古民间文学导论”,这些内容在书中均得到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网:内蒙古师范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一直注重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相关部门的交流合作。去年3月,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研究资源成立了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请您介绍一下研究院一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研究院的重点科研方向?

敖其:说起研究院的成立,其实有它的前期积淀。从2007年开始,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尔史诗”的传承人布仁初古拉先生请到我们学校担任兼职教授,这一做法在全国高校也属于走在前例的,当时学界也有一定反响,有人就认为一个民间艺人怎么能做高校兼职教授呢,但我们坚持把他请过来。“潮尔史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史诗,潮尔是一种乐器,是马头琴的鼻祖,潮尔是用蟒皮蒙面,声音非常浑厚有力,恰好适合为演唱史诗伴奏。通过我们的努力,2008年,科尔沁“潮尔史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中。之后我们又对“蒙古象棋”、“蒙古族传统牛角弓”的制作技艺进行保护传承工作,三项竞技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由于弓箭具有杀伤力不能随便使用,所以在很多的那达慕上只有赛马和摔跤。射箭在1959年民运会之后就停滞了一段时间,再加上之后广泛使用国际弓箭,传统的牛角弓濒临失传的境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发掘了传承人之后,就把他们聘为我校的兼职研究人员,通过课堂讲授和开展相应的竞技比赛活动,活跃了上述两项活动。之后,牛角弓制作技艺被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蒙古象棋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2008年奥运会期间,进入到内蒙古自治区的祥云小屋,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誉。内蒙古师范大学有六七位老师长期参与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工作,我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很大一部分都属于民俗的范畴,包括民间医学中的仪式性的内容也与民俗研究有直接的关系。我和扎格尔教授都在我校科技史研究院带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的博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所长、中国民俗学会的会长朝戈金教授、文化部民间艺术发展中心主任李松研究员与我们有长期合作,取得了部分前期研究成果,如,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节日志中一部分子课题。对于此项工作原文化部部长周巍峙老先生健在的时候非常关注,专程到鄂托克前旗参加了华北地区的节日志会议,给予了很多教诲和支持。

为什么现在非常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呢,其实就是一个活态传承,对人的保护,如果没有了人的话,可能随着一个人的去世,有些文化就消失了。如,我们聘请的布仁初古拉先生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他刚刚讲完“十八部科尔沁潮尔史诗”的三部时,身患癌症去世了,随着他的去世,他脑海里剩余未讲完的十五部史诗就跟着他走了,当然也有其他传承人,但都没有他的完整,这是一件非常遗憾而无法补救的事情。从2015年开始,教育部提倡协同创新,我们认为单靠我们的力量来做这么多事情可能会力不从心,特别是在理论提升方面会有一定的局限,为此,在学校领导的鼎力支持之下,学校建立了三个协同创新的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合作建立的“佛教文化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和郝时远先生合作建立了“民族学人类学高等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合作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三个研究院的建立拓展了我校的研究范围,同时借助这些平台,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从不同角度做了“献礼”项目。

在朝戈金老师的指导之下,“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这两年重点从国际视野上着手做好基础性工作。去年召开了“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研讨会”;今年7月份,与呼伦贝尔学院合作再次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讨会暨暑校”。既开拓了视野,又能够传播自己特定的民族文化,培养后继人才。同时举办会议和暑校借鉴他者的研究方法,使蒙古民族,包括其他的北方民族文化与研究工作更好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的目标是比较宏大的,近期的目标是先做好暑校培训工作,然后再申报更多的项目。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为自治区70年大庆所撰写的“内蒙古文化长廊工程蒙古民俗文化系列” 16部书和“祝颂文化系列”3本书马上就要问世,这对进一步推动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请您谈一谈您个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如何通过科研课题研究,为国家和自治区提供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撑?

敖其:从学科来讲,主要还是从民俗文化方面做的智力支持比较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一些重点研究基地,第一批建立了七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研究基地。2008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设立了内蒙古民俗文化研究基地,我们的职责就是做系列研究。蒙古族有28个不同的部族(几个部落的联合体),我们对不同部族的民俗做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框架体系,这个系列有20部书,已出版7部,剩余部分也陆续出版,这为未来进行比较研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再者,很多与民族文化相关的项目,一开始做的时候,按理说应该由地方文化的拥有者拿出最初的方案,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以找国内、乃至国际一流的团队来研究,但是现在往往不是这样,通过招标,当然这跟体制也有关系,基本就是被区外的机构招走了,做出来的文化策划经常出现有悖于民族民俗文化基因、文化符号的设计方案,甚至还会闹出一些笑话。为此,我们建议自治区在运用人才的时候,至少应该先让地方学者发言,之后再让国内外其他地区的专家帮助做理论或技术层面的提升。而现在经常出现招标者出现问题后才想起来让我们去拯救。在文化回归到本真方面,我们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也希望借助你们的平台呼吁,民间文化、民间知识的传播,应该让最有发言权的人说话,真正有发言权的人,其实也不是我或者是我们团队的人,而是民间智慧的创造者——民众,民众才是知识的源泉,我们是吸收了他们的养分之后,做了一些理论归纳,或者是通过参与,真正了解了他们崇高的智慧,只有民间智慧才能养育更多的学者,我们的民间文化才能世代传承。所以百姓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原标题:让蒙古族民俗文化世代传承——专访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敖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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