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抱歉我今天有点感冒，声音有点嘶哑，我尽量说的慢一点。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我从医50余年来对医学的一点体会。
医生必须坚守的三个原则
首先我想，做医生有三个必须坚守的原则。从《黄帝内经》到今天医学科技的全面进步，不论中医西医，不论美国、中国、还是印度的医疗体系和医生的职业，都有三个必须坚守的原则。第一个是坚守价值体系；第二是坚守医学目的；第三是坚守社会责任感。我认为这是医疗行业最核心的三个话题。
首先我讲坚守价值体系，它要求做到以人为本，推动公众健康，患者利益至上。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有同情心和责任心。现在可选择的职业有很多。如果选择当医生，同情心和责任心是非常核心的素质。从医学的形成来看，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手术刀，没有药物，那当有人生病的时候，医生的帮助便是源于同情心和责任心。
周国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带他自己患了绝症的女儿走遍了北京的大医院。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得的是不治之症，但是他作为父亲，还是想带着身为人父的责任感，为女儿争取一下希望。最后，孩子去世以后，他在健康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这样写道，“爱的反义词不是孤独，也不是恨，而是冷漠。孤独者和恨者都是会爱的，冷漠者却与爱完全无缘。如果说孤独是爱心的没有着落，恨是爱心的受挫，那么，冷漠就是爱心的死灭。”
我想，我们天天面临着患者的痛苦，如果没有同情心，很难做一个好医生。我们都是在为患者的服务过程中，学会去同情。患者是医生最好的老师。学会尊重患者的感受，所以我想，急患者所急，痛患者所痛，这是我们应该坚守的价值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教师和医生这样的职业，一定是公益性的。当下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价值体系的迷失和混乱，希望不要出现在医学界。
第二点谈的是，要坚守医学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讲到，“上医治未病”，这种认识，在国际上同样得到广泛认可。美国两个学术机构，分别在两个不同年度的学术大会上，重申了吉姆威廉教授的一段演讲，他说，我们心血管的所有医生，都犯了所有的常识性错误。一家水管漏水了，全家老少都在忙着拖地板，却没有人站起来拧住漏水的水龙头。
我们当今的医学，重点放在河流下游，投入大量基金，科学家们不舍昼夜，努力钻研，刻苦提高打捞本领，却没人去上游修水坝。以上两个比喻，告诉我们医学的目的，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实际上，在共和国刚成立之初，伟人提出卫生工作四大方针，第一条就是，预防为主。而现在大家已经进入新世纪，却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医院，包括全国知名的大型三甲医院，都是“坐堂行医，等人得病，只治不防，越治越忙”的工作模式。每个病人的门诊时间只有几分钟，患者往往还没有理解医生说的话就被请出了诊室。这种情况下能不出现医患矛盾吗？看得越多，积累的矛盾越多，问题就越多。医院成了被动的、碎片化的抢救室。没病的等得病，得病的等复发。每一次复发都需要更大的投入，换来的却是更差的疗效。就这样走进了非常消极的怪圈。这就是今天的医学。所以，医学目的在于预防，这应该是常识性内容，并不深奥。我们需要重申并明确医学的目的。
当今医疗危机的根源是医学目的出了问题。而不是手段不足。现在网上都在流传说，，医学的目的出了问题，而不是手段”，实际上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我只是在传播这个非常重要的话语和它的深刻内涵。把医学发展的优先战略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只有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为首要目的的医学，才是供得起、可持续的医学，才是公平和公正的医学。所以，医学的目的一定要坚持预防为主。
我们知道美国副总统切尼，既是富人，又是位高权重的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他享受了医学发展最大的进步。他四十多岁正在办公的时候，突然发现胸闷，他意识到是比较严重的疾病，赶快让司机开车到最近的大型医院。医院发现这位副总统的心脏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室颤。经过除颤，这位副总统活了下来。后来又陆续做过支架，做过搭桥，做过除颤，做过可自动复律起搏器，最后做了心脏移植。要不是因为家庭原因，他很可能会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医学技术、医疗资源，给了他极为宝贵的资源——生命健康，使他能够在政途上越走越远。可是我想，如果换做我们的农民工，他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让不论是农民工，还是政府官员，都能够享受到健全的医疗资源、医疗卫生服务，只有做好预防才能实现。所以我说，预防最重要。吸烟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我们一直在倡导控烟，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控烟难吗？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没有决心。如果有一天一包烟的价格跟一件衣服的价格相差无几，那么，我们的烟民就会想，他到底是买衣服、买时尚，还是买烟草来毁灭健康？想要彻底的抑制危害之源，就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使之成为常态，比如提高烟草的价格，并直接提高该行业的税收，以此加强控烟的力度。我想，这才是我们更应该追求和努力的方向。有人说，烟草涨价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可是我想说，健康是公平的。健康公平重要，还是烟草公平重要？不言而喻。所以，政府应全面落实世界卫生组织全面控烟的框架公约，让更少的人吸烟，形成良性局面。只有做好预防，才能促进公平。
，，，两年后162/98mmHg，1944年升到188/105mmHg，诺曼底登陆前不久，他的血压记录是226/118mmHg，1944年竞选总统时，他的血压一直在200/100mmHg左右，心电图显示了心脏肥大的表现，尿蛋白++，。那个年代，一来大家不认为高血压是危险因素，二来也没有很好的降压措施。1948年，一批医生自发地组织起来，想研究为什么战后卒中、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在美国会成为第一杀手。他们选择了波士顿附近的一个社区，当时只有5200人，现在大概是10000人左右。他们把每位居民的健康情况，生老病死，都记录下来。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在上个世纪心血管医学十大成就中排名第二，在前100项医学成就中排名第四。研究通过对固定社区人的全程观察，提出了心血管疾病，乃至所有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学说，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而且证明，通过干预，做好预防，心脑血管总死亡率大幅下降。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者、牵头人WilliamB.Kannel，曾经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那就是“心血管事件，与其说是治疗的开始，不如说是医疗的失败。”
我做了10多年我们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我们建立绿色通道，救治急性心脏疾病的患者，用支架把血管打开，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患者。血管打通以后，医生感觉很兴奋，很有成就感，病人捡回了一条命，也很开心。所以年轻的时候，我希望把支架技术推广给中国每一位心血管医生，让他们治疗的心血管病人都能通过支架植入而重获健康，后来发现，支架越做越多，医疗费用越来越高，但是心血管病人并没有通过支架技术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我们坐等患者上门，解决了患者的问题，回家后“放养”了，等待再次复发。就像只卖汽车，不办4S店。我曾经遇到过一个40多岁的患者，第2次急性心肌梗死，原支架部位再发血栓闭塞。
一问才知道，第一次做完支架之后就再也没有医生指导过他的抗栓治疗。导致我们一直在忙于抢救忙于治疗这样的病人，并且还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现在我希望能不做支架，尽量不做支架。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预防，可以不发生不应发生的悲剧。
我们本来可以做得很好，至少比现在好。预防绝对不是乌托邦，不是空想，预防是可以切实实现的。很多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占60%，生物学因素占15%，环境因素占17%，只有8%是支架、搭桥、药物等医疗卫生所能影响的。所以我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人力物力，去研究生物医疗技术手段，而实际上，它对健康的影响的权重，根本就不超过10%。真正影响健康半壁江山的，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行为决定健康，行为决定寿命，行为决定了健康的寿命。
上世纪60年代，我刚在北大医院从事心血管医学专业，每年的心肌梗死患者，不超过60例，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后来到朝阳医院，到同仁医院，再到人民医院，越治越年轻，越治越多。城市疾病向农村转移。不少医生在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做的越来越多之后，产生了一种强大的优越感。但于我而言却产生了一种医疗的焦虑，这还是医学吗？20年前在我大力推广支架技术的时候，我就在问我自己，这还是医学吗？
上世纪60年代，芬兰是世界上冠心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而从70年代至2004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整个人群死亡率下降了60%多；而处于工作年龄的人群的死亡率下降了近80%。经过10年，芬兰人心血管疾病下降了80%，总死亡率下降了50%，期望寿命延长了10年。这是非常硬的数据。这是怎样的措施呢？不是支架、搭桥、他汀、阿司匹林，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素食的比例大幅增加，更多的人喝低脂奶、脱脂奶。国家在这里面做了什么？让全脂奶价格高，脱脂奶价格低，让贫困的人更多地消费健康食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乌托邦，当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更多的想要健康的时候，当我们的决心更强的时候，预防便可以实现。
当然，我并不会说这条路容易。实际上，芬兰健康管理模式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开始，社区预防模式与人们的观念格格不入。先行试点的北卡省是一个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有限，上世纪70年代时存在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当地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比较传统，抵制变化。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奶牛业，由于寒冷的环境，黄油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食品。项目实施威胁到奶业行业的经济利益，受到了这些行业的阻挠。是当地的医生们用自己的理念行为转变，最终发动政府，使食品环境、各种政策都围绕健康做出调整。
第三点我想说，要坚守医生的责任感。当医生是责任感最强的职业，我母亲是一名老医生，为患者看病一直到98岁。她说，医生是需要情怀投入的职业。我母亲学医的时候，她的意愿是，让穷人能够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病。她98岁的时候，依然在社区为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无偿看病。我们可以看到希波克拉底是这样讲的，“我无论身处何地，必须竭尽全力为病人谋福利，不论其身份高低与贵贱，必须一视同仁。”孙思邈是中国的“药王”，被西方称之为“医学论之父”，与希波克拉底齐名的世界三大医德名人之一。他也讲到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所以在中西医两个完全不同的医疗模式，在行医的原则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所以，无论在哪个年代，都需要这样的医生。
医生是最需要有责任心的职业。而我们现在的医生，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都在规避责任。为了避免漏诊漏治，做很多无效的检查和治疗。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该查不该查的我都检查了，发现问题还是发现没有问题，对病人都是一个交代。
事实上，整个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并且反映在了医疗领域。前一阵子在动车上有乘客心脏病发作，我用一些药救回了患者，结果引发了很大的轰动。很多媒体记者都纷纷表示关切。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呼唤医生的责任感。然而遗憾的是，当下并没有健全的体制，来鼓励医生承担责任。在高铁上，在异地行医，你如何证明你是医生？又如何保证在这段临时构成的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的权益？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我们的医生怎敢承担责任？
同情心和责任心，是对于医生而言最重要的品质。曾经有医学教育家说的很重，说如果没有同情心和责任心，可以选择从事其他工作，但是千万不要当医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医生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不仅仅应该体现在对单个病人的救治中，还应该表现在医生的社会责任感。医疗资源作为一项公共卫生资源，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要保障医疗资源的公平性，不能因为患者的权力、地位、财富，而对其医疗行为造成影响。所以我想，医生的责任，一是职业本身的责任，二是来自于社会的责任，那就是推动健康公平。
英国伦敦奥运会，主要展示英国在整个世界发展史上做出的贡献，第一条是介绍工业革命，第二条便是介绍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如何保证了医疗的公益性。美国和英国，都是传统意义上经典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走的是商业模式，英联邦体系则保留了医疗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美国是世界上医疗投入最大的国家，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在奥巴马医改之前，大量的美国人民没有享受到商业医疗保险，这也是一直为古巴、英国等国家所诟病的地方。而且英国的医疗投入远远低于美国，但是他的医疗产出与患者的满意度，却远远胜于美国。古巴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我两次访问古巴，古巴的卫生部长非常自豪的跟我说，“我们的医疗投入远远低于美国，但是所有人民健康的硬指标，都不比美国差，甚至还比美国更高。”我想说的是，维持医疗的公益性，不一定是高投入才有高产出，预防为主的医学是合理投入高产出的医学，只要有适于国情的制度，就可以做好。
当下，非常推崇循证医学、精准医学，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价值医学。再好的医疗条件和手段，如果不能转化成对于患者的获益，那就失去了作为医学而存在的意义了。在我看来，患者利益高于一切，是新千年医师专业精神最核心的话题。要建立以患者为中心，关爱和尊重患者，并把患者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和重铸医学人文精神。所以我想，价值取向不能变，医学目的不能变。医学目的改变，将导致价值体系的混乱，必然导致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误用，不恰当使用、过度使用、甚至滥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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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什么？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看病。光是看病吗？好像又不是。那么，医学究竟是什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凌锋的署名文章《医生要守住三条戒律》，她强调，名为“看病”，实则“看人”，救死扶伤医者仁心，医生要守住三条戒律。
凌锋，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擅长治疗脑和脊髓血管病。
医学的本质是研究生命，医疗的功能是帮助他人解除病痛。然而，人体是可以分解的，生命是不可还原的；疾病是可以定义的，痛苦是不能量化的。给医学下一个系统定义，追问医学精神到底是什么，并不是一件简单事。
第一个问题：医学是科学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先生所著《继承与叛逆》一书中，描述了“核心理论与相关学科结构图谱”，科学包括很多学科分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独独没有医学。
几百年来，医学仰仗其他学科解释自己，却从来没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学说陈述自己。可以肯定的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简单相加不等于医学，因为医学研究的对象既是人体，更是生命。我们可以用上述学科拷问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但不能拷问情绪、理想、对生死的态度和终极的关怀。
我们习惯在钟表式的思维下不断建立医学分支，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在还原论的指导下细化分支，从人体解剖到分子、原子、电子……分支越来越细，研究对象越来越小，可我们离医学应该如何对待生命的本质越来越远。
我们放大了树木，却忘记了森林；我们研究树叶中的叶绿素，却忘记了森林中不只有树木，更有草地、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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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现代医学的不满，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人们因为成就生出了傲慢和偏见，因无知变得无畏，因恐惧变得贪婪，常常忘记医学从哪里来，是如何走到今天，缺乏对医学目的和要到哪里去的思考。
医学的目的是行善，它因至善而崇高和伟大。行医就是行善。这种追求，是从医学、医院产生之初就已存在的。
古希腊时代流传下来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提到，医生应仁心仁术，敬天爱人；《后汉书》所载“悬壶”传说中衍生出的“悬壶济世”一词，至今仍是患者对医者仁心的赞颂；而第一批为民众设立的医疗机构，也得益于兴起后，同情、关怀等德行的传播。
人的生命起源于万般不可能的偶然巧合，它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需要倍加珍惜。求医者以性命相托的前提是医生能如病人自己一般看待他的生命，这是一种道德关怀，更是其珍贵所在。所以从医者不可偏离了医生的本真，即用技术去帮助人。
在我看来，医学应该是由科学和人文共同构成的系统医学，应该是有温度的。它既需要服从科学定律，更离不开人文法则。缺乏科学的医疗是愚昧的，缺乏人文的医疗则是冰冷的。
在系统医学的科学层面，要强调两个基本公理：一、健康是一种稳态；二、生命是一个具有自我康复能力的系统。
理解第一个公理，我们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病”？感觉不舒服是病，还是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是病，又或者某些指标异常就是病？脸上有痣算不算病，毕竟它的偏旁是病字头，有些还可能恶化为黑色素瘤。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但如果将健康看作是一种内稳态，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当稳态被扰乱，偏离了你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病了。
这种稳态会因人而异，因此，医生在判定任何一个特定的个人是否“健康”时，除了诉诸于主观感觉之外，还要看其所有内稳态在此偏离下能否长期维系。若答案是肯定的，则无需干预。
比如，有些人血压120毫米汞柱是稳态，有些人血压140毫米汞柱是稳态，如果强行将后者的血压降到120毫米汞柱，反而可能导致身体不适。从这个意义上说，定出一个单一标准去衡量每个人的健康状态，是不合适的。
具体到治疗上，“治好”的概念也应有所改变，即每个人达到自己的稳态，就算治好，而不应该以病灶是否完全清除，癌症细胞是否被杀死得一个不剩为标准。
比如，过度强调将肿瘤“切干净”，可能造成创伤过大、免疫下降过多等严重威胁生命的问题。反之，“与癌共存”早已成为世界公认的一种健康生活状态。
正确认识第二个公理，有助于修正患者对医生及医疗行为的科学认知。生命系统有自洽和自我修复功能，治疗效果的好坏有时并不取决于医生、医术，更决定于病人自身的身体状况。
以肝移植为例，换上的新肝在被身体接受时，必然引发排异反应，医生可以用药减少排异，却会同时导致免疫力下降，难以抵抗外来细菌的侵袭。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换肝手术完成了，病人却最终死于感染等并发症。它并不像我们给汽车换个新轮子就会跑得更快那么简单。
人体是一个整体，名为“看病”，实则“看人”。医生不能只关注某个肿瘤切没切干净，某个病灶有没有消除，而应整体考虑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医生之所以被称为医“生”，而不是医“病”，就是在提醒我们，患者来到医院的目的是希望活着、健康地走出去，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在构建系统医学的研讨中提出了医生的三条戒律。
第一条戒律：医生不能因治疗导致患者死亡，或因干预增加患者死亡的概率。原则上，任何对患者有可能造成潜在危害的治疗都是过度的；医生必须在维持生命稳态的基础上尽可能避免过度干预。
第二条戒律：医生必须学习和掌握有关疾病的各方面知识，尽可能用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一切药物和手段治疗患者。除非它和第一条矛盾，存在过度干预可能。
换句话说，医生不能只研究一个领域，而应对其他相关知识都有所了解，特别要对某一种治疗方式可能造成的伤害有所熟知。如果只了解自己领域的知识，就可能造成一叶障目，导致严重后果。
第三条戒律：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了解作为单独个体的患者，认识和了解医疗干预可导致的一切稳态变化，而不是用一个“标准人”来衡量。医生在面对患者时，所使用的治疗手段既应当包括医疗措施本身，还应该包括人文关怀，使治疗成为一门针对患者个人的艺术。除非它和第一、第二条矛盾。
医生的天职是帮助病人，这是医生职业受人尊重的根本，不可本末倒置。去年，医师规培方案出炉，其由于延长了医师培训时间，招来很多不满。这不得不让人有所反思。医生应该考虑的是无止境学习，而不是纠结于增加了几年培训期。
只有不断充实自己，学到更多知识，才能更好地医治病人。医生不是一种营生，而是一项受人尊重的事业。在行医和谋生两个概念间，必须分清因果、顺序和主次。若一味将赚钱、升职放在首位，只会丢掉医生最珍贵的财富。▲
来源：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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