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乐队·故事|一闪而过的学院路乐队时代

意识到女友好的时候，往往已经是前女友了。过去很多本以为早就不记得的故事会在街边的某个角落等着你，路过一起去的小吃店，遇见当时的同学，闻到熟悉的味道，只要一个小小的引子，就能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往往能让一个平时大大咧咧的男生过得垂头丧气，变成个感春伤秋的林妹妹。

就像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D22看演出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大学乐队最好的年代，至少是我经历过，我认为，大学里原创音乐最繁茂，最旺盛的年代。如果再去某个学校时候，或者再去当年的演出场地看演出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些一闪而过的乐队。有些乐队存在太短，在9年以后，在各种花边新闻，真假养生知识满天飞的网络世界竟然找不到一点痕迹。

D22在学院路西侧路南。而学院路一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是摇滚乐的沃土。从“听说过没见过”的“嚎叫俱乐部”到后来一直坚挺的13CLUB，再到2006年由美国来中国教书的大学教授Michael建起来的D22。

就是在那，我认识了一片生机勃勃、又昙花一现的大学乐队。

2008年3月的一个周三，我特意去了D22。那时候我有一个“去遍北京的摇滚酒吧”(那时候还不时兴Livehouse这个日式英语单词，演出场地要不是叫CLUB，要不就是Bar)的宏伟蓝图：Mao、愚公移山、13CLUB、新豪运、D22、老What……那时候关于摇滚乐的消息很少，所以我2008年的酒吧清单里还有无名高地，浑然不知那时无名高地早就关门了。

进门正前方就是舞台，所以无论是多大的大牌，在D22演出都必须穿过人群走上台，别无第二条路。舞台左侧有一条小路，通往厕所，拐角处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从二楼可以居高临下看演出，D22的演出照片很多都是俯视角度，这也是D22得天独厚的条件。

南无乐队的主唱老刘当时还弹着贝斯唱歌，鼓手郭倍倍是高校摇滚夜的创始人之一，除了吉他手萝卜、阿依别克、乐队还有飘飘和王珮两名女伴唱。这在当时的校园乐队里是颇为罕见的。

那时的南无Funky味道十足，《再见吧姑娘》、《啦啦啦》，根源的黑人音乐里，有中国味道，又透着一股禅意，女生纤细的伴唱也更增加了一种芸芸众生之感，是让人看一眼就不能忘的好现场。

三维鱼乐队当时唱了英伦味道十足的《I wanna Fly》，自从第一遍听到后我就再也没有忘记过这段旋律。

多罗吒是一只北工商的Old School Punk，歌词是英文。明天就解散是北理工的，乐队里有两个姑娘，演出时有人把花瓣从二楼撒下来，场面很好看。听说D22的老板Michael非常喜欢这支乐队，不过就像这个名字一样，这之后不到半年，明天就解散就解散了。

后来，这成了很多很多乐队第一个“出来”（指走出学校）演出的舞台，从前学校乐队很难有机会到“外面”演出。高校摇滚夜作为这样的一个桥梁，现在看起来也只是寻常，但当年却是独一份儿。林大的南无、北交大的Mr.Graceless、外交学院的指人儿、首师大的时光胶囊、国际关系学院的坡上村……那一批乐队多少都在高校摇滚夜的舞台上演过。

学院路，如果不是大学多，这名字也就白叫了。

传说中的学院路八大院校，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这还不算虽然身处学院路中心、一直在摇滚史上颇有地位的北京语言大学。2004年左右，北语有一只原创摇滚乐队叫祝福基因，某位吉他手是当时最大的The Beatles论坛里最活跃的用户之一。

这还不算学院路西边两座光芒闪闪的传奇：清华北大。不算圆明园北边的北京体育大学，学院南路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外交学院……也没有算三环边上的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没算颐和园边的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科技大学的燥徒乐队有一位博士鼓手。即使在学院路，博士的密度也是相当少，久而久之，这位鼓手的真名反而没人知道了，都叫他杨博士。

北科有吉他协会和鼓手联盟，他们经常一起在D22开专场，小小的D22竟然能容下300多人。那时候的杨博士往往分身乏术，一场演出6个乐队，3个都是他打鼓，这样共用乐手的情况在校园里非常普遍，往往6个人能组4个不同的乐队。

杨博士很瘦，头发带卷，当时已经快30岁了，一般鼓手都是双手正着拿鼓槌，杨博士打军鼓的左手却是像鼓号队军鼓手那样拿鼓槌，看起来很像爵士乐的很多大师，有时候他还会在地通（Floor Tom）边上放一架音树、或是其他什么打击乐器，很抢眼。

Mr.Graceless的吉他手/主唱张秋爽是北方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我记得有一次去交大找他玩，给他打电话，他说：“我正在做实验呢，这走不开啊！”

南无的鼓手，同时也是高校摇滚夜的创始人郭倍倍是北京林业大学园艺专业毕业生，每次一起吃饭，他就会给我们讲一些植物学知识，久而久之，我们也可以洋洋得意地给身边的人讲路边树木花草的来历了。

学外语的乐手也非常多，指人儿乐队第一次在D22演出，翻唱了日本动画片《NANA》的主题曲，我身边日语专业的同学听了肃然起敬：“日语够标准！”一打听，人家主唱JoJo也是学日语的。

北京邮电大学有一只乐队叫原子弹，他们竟然还有一首德语歌曲：《Nicht Danke》，至今我还会读，他们解释：就是No thanks的意思。

那时候要是一个学校乐队演出，乐队成员的宿舍室友都会集体出现，更别提班里的同学。所以只要高校摇滚夜在D22办演出，大学生总能把小小的D22围得水泄不通。平时拿着啤酒抽烟的小伙子小姑娘换成了一些在演出间隙还背单词看教材的眼镜青年们。乐手们下来聊的也是考试、课堂，这也是别具一格的景象。

昨天跟一个在行业里十来年的前辈聊天，他说那拨乐队真是好，但是没赶上好时候，没赶上做乐队能赚钱的时候。没有良好的模式，没有让乐队感到足够的成就感，和足够的钱，音乐的热情也不是对谁都无穷无尽的。

从哪天开始，我们学校里做摇滚音乐会的社团开始做音乐剧，弹吉他再也不是时髦的娱乐方式，反而透着一股酸味儿。做乐队则听起来就沉重而苦巨，听起来和“北漂”的感觉差不多。

2008年没有微信，没有智能手机，连微博都没有，乐队是一个很新鲜也时髦的东西。听了一个学生乐队，只能在人人网上搜索那些乐队成员，通过朋友的朋友去认识他们，加他们为好友，聊个天也能兴奋半天，就像那些追星的孩子要到了签名一样。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二次元为何物，现在7-11卖4.5元的酸奶在学校小卖部里还只卖1块。那时候要是想听这些歌曲必须去现场，必须去一些很偏门的网站上，到福声唱片去找他们自己制作的唱片，听着当时同龄人有些粗糙的录音，却听得热血沸腾，感动不已。

当时北京的地铁只有四条线，北京奥运会还没有开，80后还都是20出头的青年。

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让那些年变得丰富多彩。不需要酒精，不需要大喊大叫，就像当时远在东五环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一支乐队队名一样：Nature High。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时尚和流行，这无可厚非，只是我很喜欢乐队那种毛扎扎的青春感，想把自己心绪表达出来的真诚，做乐队时几个人在一起风雨无阻的那种，几乎是有点蚍蜉撼树，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感觉。

一直以来乐队都缺乏一个大众平台，乐队不随波逐流，有自己固执的音乐态度。《中国乐队》在广大综艺节目的海洋中冒出来，也足够独特，也足够明知不可而为之。那些在舞台上奋斗了几十年希望改变世界的前辈音乐家，和在生活里努力总结创作、努力在中国市场上站住脚的年轻音乐人一起，把大家从娱乐至死的年代往外拉一拉。

就像一支很励志的乐队五月天在《约翰蓝侬》唱的：“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都要怪你在我心里播了种，一把吉他就想对抗万千炮火。”约翰列侬的歌声在五月天心里生了根，在无数人心里生了根，而五月天的歌又在多少年轻人心里生了根，一代一代，循环往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也正是乐队的根源所在。

作者：孙大猴